四明宣卷
      宣卷是佛教倡导制度下的产物,讲时用“白”(即散文),唱时用“偈”(也叫“吟”,即韵文)。把散、韵两种文体结合一起,作为宣传佛教教义和劝人为善的形式和工具。   
      在宁波,宣卷俗称“讲经”,也称“讲善书”。据老艺人所传:春秋战国期间,齐国田单用了火牛阵,杀得敌国兵卒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田单部下有个姓罗的将军,见此惨景,十分不忍,旋即隐居山中,后来倡立了“无为道”。无为道除了静修悟道之外,还利用民间故事,劝人为善,讲的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
      又据《乐府杂录》记载:“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转感动里人。”俗讲就是变文。依此说,中晚唐时代已有“白”、“唱”皆有的宣卷。
      由于历史悠久,宣卷的渊源以及如何流人宁波地区的历史已难查证。据现存日本的金光寿《佛说目连救母经》卷未所署中载:“大元国浙东道庆元路鄞县迎恩门外焦君庙界新塘保经居亦奉三宝受持读诵经典弟子程季六名忠正辛亥年十月二十二日乙酉甲辰年大德八年五月  日广州买到经曲普劝世人行孝几领传之大日本国贞和二年岁次丙成文戊七月十日重刊小比丘法祖。”可见,这篇署文系重刊时所书,非原供养人程忠正原先所书,而是日本小比丘法祖从中国广州买来经卷后重刊时所写。据《戏曲研究》所载,常丹琦《宋代说话艺术佛说目莲救母经探讨》一文所考证,重刊的年代是日本贞和二年(1346年),即当时中国元至正六年(1346),所以日本学者称此经为元刊《目莲救母经》,小比丘法祖买经的年代是元大德八年(1304年)。而程忠正所署年代是辛亥,按小比丘法祖买经的时间推算,应是1251年,即南宋理宗淳祜十一年。当时鄞县尚是南宋天下,尚未陷落。这里所写的“大元国”和“浙东道庆元路”(元十三年改的)都是重刊时所误,而“鄞县迎恩门外……”的地名、室名、人名、年月则是程忠正原署,应是准确的。由此可证,南宋时期鄞县已有宣卷活动,而且这部《救母经》已用俗文体,把目莲救母用故事形式,叙述得十分形象、生动。可见“说经”与当时“说话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已把宣传佛教教义与民间艺术相结合,并逐渐出现了专业的宣卷队伍。宁波是佛教胜地之一,信仰佛教人数众多。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宣卷》条目中记载:“清同治、光绪年间和民国初年,宣卷扩展到江南的上海、杭州、苏州、绍兴、宁波城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虽然仍作布道之用,但已发展成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正如所述,解放前宁波城乡宣卷确是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夏天,墙门客堂前放一张桌子,有一个人讲,也有两个人讲、几个人和的,听众自带凳椅坐在下面。这些讲经的大多做小贩、手工业的居多;但也有在大街店面上挂着“四明宣卷”招牌,专门从事这一职业的。
      宣卷一般在佛诞日和农历的初一、十五日等佛事活动中进行,宁波又别称“四明”,四明宣卷故此得名。
      讲经采用固定本子,一个故事装订一卷,如《目莲救母》、《刘香女》、《韩湘子度叔》、《王氏女》、《丁郎认父》、《对菱花》等。为表示虔敬,称为“宝卷”,如宁波三宝经房等印的木刻版本《花名宝卷》、《妙香宝卷》、《秀女宝卷》等。宣卷时,讲经者朝外坐在中间,两旁为和者,桌上前面点起几柱香。唱句一般为七字句,如花名宝卷开头讲者唱:“花名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凡来。善男信女虔诚听,增福延寿得消灾。”和者就接唱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有时,也有十字句,如妙香宝卷中徐文清告状一段:“告状人,徐文清,东京人氏,太平庄,忠孝里,便是家门……”
      原来四明宣卷只有“唱”及“和”,没有音乐伴奏。使用丝竹乐伴奏,只有六、七十年的历史。解放前,上海电台曾请曹显民(甬剧艺人贺显民姑父)演唱宣卷,开始用音乐伴奏,贺显民也曾从事宣卷。宁波陈莲卿早先学过南词,而后也把丝竹用于宣卷演唱。
      宣卷乐器有三档(三弦、胡琴、扬琴)、五档、七档、十一档,基本采用南词相同的乐器。后来,发展到宣卷前,先用丝竹伴奏唱几只“开篇”,如《蝴蝶姑娘成亲》等。开篇唱句诙谐,通俗易懂,音乐优雅,悦耳动听,同时也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曲目。